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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文明的碎片》，张经纬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7月版

西王母形象在汉代不独出现于摇钱树上

汉代留下的笔记小说数量有限，但有三篇都以汉武帝和西王母为主角，这就显出了后者的重要。因为西王母在汉代，尤其到东汉时，是位家喻户晓的女神，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但成为传奇故事的主角，还在许多历史遗物上留下了广为流传的身影。

比如，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就出土过大量具有西王母形象的器物，名为“摇钱树”。除四川外，与其相邻的云、贵、鄂西、陕南、甘肃、青海等地也有出土。摇钱树都为青铜制成，大致分为陶质树座与青铜树身两部分，而树身又可进一步分为可拆卸、插接的树干和树枝。这些器物出土时多有残损，所以完整者更为难得可贵，其中又以世纪年代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崖墓出土的一件高厘米的青铜摇钱树最为著名。

汉代摇钱树，《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文明的碎片》插图。

先说底座，这座青铜摇钱树的红陶树座一共两层，下层为五马浮雕，五匹骏马或吃草或奔跑，自得恣意，宛如“天马”；上层为圆雕雄狮，昂首张口，肋生两翼。总观上、下两层陶座，形似高山。而雄狮背上有一圆孔为树枝插孔，从此往上便是铜树，所以带翼狮子又如高树守卫。

再说树身，树干中空，高约一米。青铜树枝组成的树冠一共七层，又可分为上三层和下四层。下部四层，每层都插有四片（或八片）枝叶，向四方伸出，树枝上端纹饰以朱雀与鹿、朱雀与异兽，以及龙首为主，下端则用方孔圆钱为边饰。上部三层，顶层是一只凤鸟，立于圆璧之上，宛如日月当空。第二层，也就是凤鸟之下的位置，便是拱手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只见她头戴胜冠，肩生双翼，身穿右衽长袍，头冠上是与凤鸟相连的圆璧，几乎可以说端坐于树身最高处。而最下一层，则是运送丹鼎的大象与象奴，高大力士与小儿，如同西王母的使者、侍卫。

整座摇钱树，包括树座、树身、枝叶等，一共个部件，衔接扣挂而成。树枝、叶片极薄，厚仅2毫米，可谓工艺极精。而树枝上如树叶状点缀的铜钱，不消说，便是摇钱树名字的由来。

与之类似的青铜摇钱树颇多，有一件和它同墓出土的，其中的红陶树座含义更为明显。它也同样分成上、下两层结构，“下层一面浮雕西王母坐于虎背之上，另一面浮雕一人牵马。上层塑一羊，弯角，有须，作奔走状，一人骑坐在羊背上，双手抱筒形圆柱”。

其实，西王母形象在汉代并不独独出现于摇钱树上，她作为一个代表崇高世界的女神，在当时塑造的画像砖、青铜镜、陶枝灯、漆盘等器物上都留下过形象。有时她坐在龙虎座上，有时在昆仑之丘上，与玉兔、九尾狐和三足乌等灵兽为伴，偶尔还会降落到人间的宫殿。不过，更多时候她还是在青铜摇钱树的高枝顶端上俯瞰人间。西王母为什么屡屡留下倩影，引无数帝王折腰？需要我们继续回到更古老的神话时代去探索。

西王母是如何与“昆仑丘”绑定在一起的？

汉武帝不是第一个被西王母所吸引的古代君主。战国小说《穆天子传》提到了第一位访问西王母的古人——周穆王。周穆王因为军事需要，前往西北方的草原部落征购良马，一路上经过三座高山，首先，他来到传说建有“黄帝之宫”的昆仑之丘进行祭拜；其次，经过天下最高的舂山，此处山顶虽高平，气候却很怡人，草木鸟兽繁多；最后，他来到了群玉之山。因为周穆王一路买马，所带资财逐渐用完，就到玉山开采玉矿，制作了上万玉璧，补充经费。

周穆王路过昆仑、舂山和玉山，备足了良马之后，就到了西行的终点——“西王母之邦”。西王母与他互唱歌谣，穆王表示有机会再来后，就辞行东返。西王母之邦大约是周人势力范围的极限，到此一游后，穆王率六师东返，在路上又继续买马，最后返回都城，重整周师，完成中兴。

由于周代版图和交通能力有限，从《尚书·禹贡》等古代地理著作可知，周穆王的买马之旅基本是沿着渭水的北部支流（泾水、洛水），到毛乌素沙地南缘为限。所以，最初的昆仑等山和西王母之邦基本不会超过陕、甘、宁之间，六盘山系这一范围。但因为穆王买马之后，周师得到重建，国力重新恢复，使这一路上所遇到的景致、人物就都具有了神奇的“复兴”力量。久而久之，这种曾经拯救周人之困的能力，通过“续命延年”的逻辑，逐渐演变成了后人心中“登之而不死”“登之乃神”的永恒之境。

《穆天子传》主要着墨于穆王买马，西王母在其中所占篇幅不多，与之同时期的史书《竹书纪年》对这件事更是只用短短两句加以概括：“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从此西王母就与“昆仑丘”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而且还新增了西王母回访周穆王的段落。

后来的文学家记不全那么多情节，就越写越简单。先是将（天下最高的）舂山与昆仑合并，又把群玉之山的特征嫁接到昆仑身上，最后把昆仑隔壁的西王母也加了进来，算上昆仑之丘上本来就有的“宫殿”和沿途买马这件事情（成为路遇异兽的出处），就有了这样五合一的局面。（只有在《山海经》里保留了西王母在昆仑往西、往西，又往西的古老痕迹。）到淮南王与汉武帝时代，昆仑山的特征已经固定：极其高耸，极为寒冷；下狭上平；上有玉楼金殿；还有神奇的动植物。不仅如此，它还变成了掌管不死灵药的西王母的永久驻节之地。

虽然昆仑的出处源自陕北，但在淮南王刘安这里，昆仑作为象征世界巅峰的高山，发生了与越地神山观念的融合，分享了后者的种种特质。而汉武帝为了和周穆王一样获得西王母的青睐，暂时倾向于昆仑的西北起源。就这样，当汉武帝依照海拔最高、出产玉石、山中栖居罕见动植物这些特征，将古老的“昆仑”之名授予千里之外的西域高山时，也同时将传说中原本面目模糊的西王母送上了这座精神高峰之巅，让她成为古代神灵世界人格特征最鲜明的一位主宰。

汉代摇钱树（局部），《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文明的碎片》插图。

既然得到了汉武帝的倾慕，古代文献中原先难以名状的西王母形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汉武帝之前，关于西王母的具体长相，大概只有《山海经》中并不和蔼的描述：“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还有三只青鸟为她取食。这样一副人兽模糊的相貌，自然不能入汉武帝的法眼，也不能为普通大众所接受。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西王母，如何将原本只有寥寥数语描述的西王母变成一个人们心目中非常崇敬的至高女神呢？这是对每个人想象力的考验。比如，汉武帝心中的西王母应该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这样雍容华贵的美妇容貌，而“豹尾虎齿”这些夸张的描述，则演变成了西王母本身的随扈和侍卫。

然而，西王母的神力并没有被帝王之家所垄断，她与生俱来的“复兴”与“永生”力量很快深入民间，并在大众心中得到巨大的提升。公元前3年，西汉哀帝建平四年正月开始，民间传言，西王母召唤百姓前往长安。得到感召的标志，是手持一根麦秆或麻秆。到了这年夏天，真的有数千拿着麦秆的百姓从东部郡县出发，会聚到长安的巷陌，或者效仿仙人下（六博）棋，或者以歌舞方式祠祭西王母。他们甚至声称，凭借这种方式得到了西王母长生不死的庇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当年的秋季。

《汉书·五行志》的这段故事，是西王母首次摆脱帝王的专享，进入大众视野的记载。就像当时逐渐成形的《汉武帝内传》故事所共有的主题一样，在汉武帝奢侈师旅的探险事业中，西王母扮演了一个启发者与批评者的双重角色。西王母初次降临时就提醒武帝，耗竭民力、激起民怨的寻仙行动，与成仙的标准背道而驰。而在武帝不听良言、执迷不改，甚至诛杀了众多方士后，西王母就与他划清了界限，还斥责他“欲见神人，而先杀戮，吾与帝绝矣”。因此，在当时民众和故事编纂者心中，存放武帝求仙经卷的柏梁台偶然失火并不是一场意外，而是表达了上天的惩罚。这一次，西王母明确地站到了民众的一边。

《盗墓笔记》（）剧照。

作为一个与普通人心灵相通的女神，西王母得到了民众最大的认可，终于拥有了在青铜摇钱树顶端，拱手端坐于龙虎座上的至高地位，而且人们还将她的历史形象调整为头戴胜冠、肩生双翼、身穿右衽长袍的女性帝王之姿。她由“运送丹鼎的大象与象奴，高大力士与小儿”守护——掌握着只应天上有的不死灵药——高踞世界的中心，等待有缘人的最终到来。

正是从这时开始，这位不再庇佑帝王，而为民众提供福祉的女神，真正拥有了昆仑之巅的地位。比起要把她请下山来，传授不朽秘籍的汉武帝，各地的民众更愿意她高居神山之巅，公平地为每个凡人提供彼岸的永生。

围绕在西王母四周富有想象力的景物

讨论完西王母的现身，接下来就该轮到青铜摇钱树本身。汉武帝的故事中，作者选择让西王母与随从和侍卫、车马、龙虎一同消失在西南方天空，或许并非偶然。因为，西南地区崇拜神树的传统的确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

世纪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的大量古蜀文明遗存，将成都平原的文明史推到了公元前年。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器物以大型青铜器最为著名，除了高大而面部特征鲜明的青铜人像外，另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器物就是最高接近3米的青铜神树。

三星堆出土过不止一株青铜树，普遍非常高耸壮观。它们本来是没有名字的，“神树”的名称是考古工作者根据实际观感，再结合文献起的。因为这些神树看起来“都有一个圆环形盘和像‘山’一样的树座，有一根主干，若干根枝条，树上有立鸟、果实、挂饰、云气纹饰等，有的树上还有巨龙盘旋，或祭人跪拜”。考古学家还把这种青铜树当作古代神树“建木”的真实化身。在《山海经》《淮南子》等古书中，建木就被当作古代神灵登天或降落人间的一种天然阶梯。

青铜神树的出土，不但为这种宇宙树图景找到了真实的对应物，也为汉代问世的青铜摇钱树找到了一个古老的源头。三星堆神树以树座象征高山，但又觉得高山还不够高，于是造出山尖长出的高耸入云的神树，体现穿云而上的天界。树枝上的许多立鸟则代表了人类不能攀登，只有带翼的羽族才能登临的云上世界。

随着西王母信仰的流行，从长安所在的关中南下入川，古老的神树便化身为全新的摇钱树，成为人们朝见西王母的必由之路。将下方树座与上方树干、树枝相连便完成了一套完备的登仙（或朝天）程序。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绵阳何家山二号崖墓出土的这株摇钱树了。

首先，树座最下方的五马，既是汉武帝从西域苦苦寻觅的“天马”，也承载了摇钱树主人登天的希冀。五马之上的雄狮同样来自西域，它以神树守卫的身份，与仪仗最外围的龙虎一样，成为树形天梯的守护者。接着，由朱雀和异兽组成的四层下级树冠，显然就变成了攀登过程中被云雾笼罩，时而遭遇挑战和奇遇的登仙探索。最后，完成所有挑战的准修仙者，终于有机会来到由高大力士、大象、象奴等这些神话人物把守的西王母世界的天门入口——因为不死灵药就在大象背上的丹鼎之内。完成临门一跃，便可以安享连汉武帝都终生羡慕却终不可得的永恒之境。

汉代摇钱树（局部），《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文明的碎片》插图。

比起汉武帝只有仙桃、灵药和秘籍的西王母世界，民众心目中的仙境似乎更富娱乐精神，也更让人期待。在众多出土的青铜摇钱树座和树枝图像中，不仅清晰塑造了海水环绕的神山本境、仙人游乐、灵兽嬉戏，还有骑游射猎和舞乐百戏，以及缀在枝头，似乎用之不竭的铜钱。正是这些围绕在西王母四周富有想象力的景物，让我们看到了汉代民众颇为丰富的精神世界。

从西汉到东汉，从未央宫中的博山炉到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古代中国的艺术主题向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把它们联系到一起的，竟是汉武帝。沿着汉使开拓的天马之路，汉武帝最终未能像周穆王一样，寻到前往西王母之邦的路径，但他的不懈尝试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给后世的艺术领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神山和神树都是极为古老的主题

随着东汉的不断衰落，代表永恒希望的西王母形象开始出现在长安街头人们的心中、墓祠砖石的顶部，以及蜀地摇钱树的顶端。原本只有一座模糊轮廓的昆仑神山，现在长出了一株神树，神树的枝头是舞动的神灵和端坐的西王母。来自榆林的东汉墓门石刻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变化，与东王公相对的西王母下方，是一座与“建鼓”结合的博山炉，在香炉的顶端，则是支撑西王母的神树。这使得人们对仙境的想象从抽象到具体又增加了一分。

神山和神树其实都是极为古老的主题，尤其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可以将中国古人有关“世界树”的观念追溯到史前。而摇钱树只是它在汉代的一个著名变体。当然，摇钱树的源头应该不止一个。除了三星堆青铜神树之外，战国中、晚期以后，北方各地还流行过另一种青铜多枝灯。作为灯盏的树枝上，经常攀缘着小猴子、游龙、飞鸟等形象。这种多枝灯到汉代以后，多向陶灯发展，而它们的灯座往往具有山川起伏、鸟兽翔集的特点。

陶神山西王母钱树座，《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文明的碎片》插图。

甚至可以说，汉武帝本人对神树也不会完全陌生，《西京杂记》提到过，造出蓬莱诸岛的建章宫泰液池西边还有一个池子，名叫“孤树池”。因为“池中有洲，洲上煔（杉）树一株，六十余围，望之重重如盖”。以一株巨树成一景致，又与蓬莱相邻。由此可见，神山与神树，这一对固定组合的出现只早不迟。

至于西王母，作为人类可以接触到的神灵世界的最高领袖，她暂时还没有被后起的等级制神谱所束缚，并以自己独立的地位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也正因如此，在东汉末年的各种“天师道”起义中，西王母以其针砭时弊、慈爱世人的形象，成为起义者号召民众的象征。而且这种象征形式一直延续到很晚的时代。

就像这些依托神山生长出来的新枝一样，中国古人的艺术事业才刚刚开始。既然神山已经有了一位女主人，这位主人还需要添置楼宇、招纳宾客，以及为新来者准备令人欢愉的款待。那么，昆仑山上，西王母殿中，还藏着许多灵感的源头，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创造的空间，将古代和未来的艺术元素一并纳入其中。

本文选自《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文明的碎片》，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张经纬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