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云梦_金万重_九云梦小说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一、中国人情小说的兴起及其在朝鲜的传播

从明代《金瓶梅》的问世开始，“人情小说”正式繁盛起来，可以说《金瓶梅》揭开了人情小说的帷幕。

人情小说，“以社会现实为题材，多写些家庭生活，且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以《金瓶梅》为代表。”[1]

鲁迅也曾经说过明代“记人事者亦突起”[2]，这说明人情小说的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成为重要转折点。

齐裕焜对此进行仔细的分析如下：

第一、从写历史转为写现实。

第二、从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魔鬼怪转为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官僚衙役、公子小姐、帮闲无赖以至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第三、从写英雄品格到写广阔的人性。

第四、从写外部生活到内心世界。

第五、从民间创作到文人创作。

第六、从以男性为中心向以女性为中心转化。

第七、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较少触及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封建的道德观、文化观多是肯定的和赞扬的。而从人情小说开始，逐渐触及封建的意识形态，对封建的道德观进行大胆的抨击，对封建文化进行比较深刻的反思。[3]

以《金瓶梅》为首，明清人情小说关注平凡人们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在家庭内生活妇女的日常生活，还敏锐地捕捉多样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与之前的历史演义或者神魔之类在创作风格上大不相同。

还有“才子佳人小说”，起源于唐代爱情传奇，最盛行于明清时期，被认为明清人情小说的支流，描写“才子”和“佳人”的爱情故事。

他们的结合，由于反动人物或特定情况的妨碍被阻止，但是大多数都以“团圆”为结局。

才子佳人小说关注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在创作风格上也是与之前的小说大不相同。

据记载，明清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很早就传入朝鲜。

关于明清人情小说的最初记录是许筠（）的《惺所覆瓿藁》《闲情录》，该书写道：

“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传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但，这原来是把袁宏道在《袁中郎全集》卷三写的记载抄写的。

下一代，安鼎福（）在《顺菴杂书》第册写到：“余观唐板小说，有四大奇书，一《三国志》也，二《水浒传》，三《西游记》，四《金屏（瓶）梅》也。……”

关于才子佳人小说的最初记录是金春泽（）的《北轩集》卷《散藁》，该书写道：

“小说无论广记之雅丽，《西游》、《水浒》之奇变宏博，如《平山冷燕》又何等风致，然终于无益而已。”

完山李氏的《中国小说绘模本》[4]中多有才子佳人小说书名，《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玉支机》、《巧联珠》、《金云翘传》、《春柳莺》、《引凤萧》等等。

它们的传入及流行，对朝鲜人情小说史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特别是《金瓶梅》，它具有最初描写“一对多”男女关系的意义。

“一对多”男女关系虽然在当时封建社会上是公然的，但是在小说里最初逼真地描写的便是《金瓶梅》，从此开始该题材逐渐增多，这种男女关系在以后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成为很普遍的题材。

朝鲜人情小说也接受了“一对多”男女关系题材，塑造了多样的典型人物形象。

朝鲜人情小说可分为奇逢类小说、长篇家门小说两种体裁，但是这不是绝对的，而是出于方便的区分。接下来对此继续进行分析。

二、中国人情小说与朝鲜人情小说的初步比较

在与中国人情小说的关联性下，朝鲜出现了“奇逢类小说”、“长篇家门小说”两种人情小说体裁。

“奇逢类小说”描写的是士族阶层男女的爱情及结缘，该结缘并非是通过家门之间订婚而成，而是通过非正式路径而成。

这些作品的题目大致为《～奇逢》、《～奇缘》、《～奇遇》等，所以将之总称为“奇逢类”。[5]

从这些作品的特征来看，可以说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有着密切的关联。

“长篇家门小说”，以封建父权社会的家门意识形态为基础描写了家门的确立及繁荣的故事，通过运用反复的结构原理来加以长篇化，一般由上层士大夫家庭女性享有。

这些作品从十七世纪正式开始被创作，在其形成初期，我们可以推测其与《金瓶梅》等中国人情小说的关联性。

“奇逢类小说”与“长篇家门小说”都是用韩文写的，内容方面也有一定的独创性，所以难以一时察觉到与中国人情小说有关的事实，但本稿要通过分析揭示其与中国人情小说的关联性，进而对此进行初步的比较研究。

（1）奇逢类小说

从题材方面来看，“奇逢类小说”大抵以才子佳人的离合为主要题材，可以说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有关。

例如，《双美奇逢》就是清代才子佳人小说《驻春园小史》的韩文改编本，由此可见其直接的关联性。

不过，朝鲜奇逢类小说和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享有阶层，因此，作品的世界观、价值观也有着很大差距。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大部分为“怀才不遇”的文人，所以作品倾向于反映出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世界。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一般描写着才子与几位佳人建立理想关系的内容，小说中佳人之间也建立友好关系，她们互相不妒忌而保持均衡关系。

具有代表性的是《玉娇梨》，在这些作品里，“一夫多妻”制度积极地被承认、褒扬。

该倾向不同于唐代爱情传奇或宋代民间故事的情况，唐宋时期爱情故事的悲剧结局，往往由于男主人公的“负心”或“重婚”导致的。

唐代传奇《莺莺传》的悲剧结局是由张生的“负心”导致的，宋代民间故事《赵贞女蔡二郎》的悲剧结局也是由蔡二郎的“重婚”而导致。

但是，《莺莺传》和《赵贞女蔡二郎》改为宋元时期戏曲《西厢记》和明代戏曲《琵琶记》，从悲剧结局向“团圆”结局转化。

特别是《琵琶记》的结局，虽然还仍然有男主人公的重婚，但是两个女性一起服侍一个丈夫，可以说是团圆结局。

由此可知，对一夫多妻制度的认同及肯定是从明代开始的。

而且，明清时期随着儒教思想的逐渐强化，女性的妒忌被认为很大的罪愆。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之所以描写肯定一夫多妻的、女性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因为不仅反映出作家层的愿望，而且符合时代文化的潮流。

朝鲜奇逢类小说的形成背景与此不同。

奇逢类小说一般由士大夫女性享有，所以体现出她们的世界观及道德观。

士大夫女性，虽然热衷于“才子佳人的相遇及爱情”题材，但是由于现实上“一夫多妻”制度所引起的“妻妾纠葛”，她们倾向于不把它看作是文学题材，而是现实挣点。

因此，除了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翻译本之外，似乎没有女性之间相处融洽的作品。《驻春园小史》韩文改编本《双美奇逢》也较之原本缩小了女性之间的关系均衡，并消极地接受原本的一夫多妻结构。

朝鲜作品《明珠奇逢》甚至亲姐妹之间为得到一位男性进行斗争，反而明清《金云翘传》中王翠翘、王翠云姐妹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一起嫁给同一个男性，这两篇作品显示出很明显的差距。

还有，奇逢类小说的才子和佳人大都被描写为强硬的“道德君子和窈窕淑女”。

上面提到的韩文改编本《双美奇逢》中，佳人曾云娥遭遇危机时，她的选择不是“私分”而是“自尽”，她改为忠实于礼教的淑女。

她改变的原因，在于朝鲜读者对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世界观及道德观感到生硬。对于“妻妾纠纷”题材的现实性，下面在长篇家门小说考察时再谈。

但是，我们得关注《九云梦》及《红白花传》两篇作品。

这两篇作品可以说属于奇逢类小说，但是它们与一般朝鲜奇逢类小说有所不同，而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有更多相似。

首先，《九云梦》是金万重（）[6]为母亲创作的韩文小说，描写男主人公杨少游与八位仙女之间曲折的爱情经历，杨少游与八仙女的相遇是命里注定的，八仙女之间也相处得很融洽。

其次，《红白花传》，作者未详，作品中才子—佳人、佳人—佳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美好，保持着均衡及和谐。

由于《红白花传》运用了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式人物结构，该小说曾经引起过激烈争议。[7]

由此可见，该小说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类似程度。

《九云梦》、《红白花传》描写的人物结构，从朝鲜小说的一般规矩来看很少有的。

它们的存在证明，朝鲜奇逢类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

由此可以推测，初期奇逢类小说反映出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浓厚色彩，但是本来较为自由活泼的才子佳人后来变成“道学先生”，这就是加以礼教化的结果。

（2）长篇家门小说

《金瓶梅》问世以后在朝鲜也出现了“长篇家门小说”，它以长篇形式描写家庭事，在这一点上与《金瓶梅》有关。

《金瓶梅》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出现了重大转变。

从前，历史演义或英雄传奇重视宏大叙事，神魔小说展开幻想世界，但是小说发展到《金瓶梅》以后，以一个家庭为主，逼真地描写现实人物个人的人生。

对此，黄霖教授扼要地指出“创作思维从借史演义到寄意时俗”。[8]

《金瓶梅》以来继续出现了一系列的家庭小说，例如《醒世姻缘传》、《歧路灯》、《林兰香》、《蜃楼志》等。

《金瓶梅》通过善恶的对立来正式地提出人性问题，[9]这也是它具有的重大意义。

朝鲜长篇家门小说也共有类似特点，在主题上可以说是“奇”转换为“真”[]，描写现实社会家庭事。

朝鲜长篇家门小说，大抵以下的三种为主要形式描写家庭事：

第一、大长篇结构；

第二、连续时代方式；

第三、系列化。从内容方面看，它描写着才子佳人的结合、家族之间的纠纷。

家族纠纷除了妻妾纠纷之外，还包括继母—前妻儿女间的纠纷、兄弟之间的纠纷。

《谢氏南征记》、《彰善感义录》是长篇家门小说的嚆矢，正式长篇家门小说在十七世纪不断地出现，代表作品有《林氏三大录》、《刘氏三大录》、《苏氏三大录》等。

这些作品也与《金瓶梅》同样，通过善恶的对照提出人性问题，但是有过于僵化的倾向。

从作品的插话、人物形象、问题意识等中，我们可以推测，朝鲜长篇家门小说受到中国家庭小说的影响，但是在人物结构、主题、美学的层面，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局面。

本稿要将朝鲜长篇家门小说与以《金瓶梅》为主的明清家庭小说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从男主人公形象来看，《金瓶梅》中西门庆，在表面上是一位“风流才子”，但是实际上带有愚昧、轻薄、卑鄙无耻的品质，作者用讽刺技法来描写这一点。

然而，朝鲜长篇家门小说中男主人公大部分都被描写为“道德君子”，即作者一直将他们描述为一本正经、毫无摇动的人物。[]

朝鲜长篇家门小说的男主人公形象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才子形象也有差异，清初小说中的才子是“既重情又重理”[]的典型，这就是说，才子重视的不仅是“理”的成分，而且是“情”的成分，维持着品质上的均衡，而朝鲜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绝非如此。

清代中期以后，才子佳人小说描写的才子倾向于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很软弱，即作者将他们加以“女性化”，这一点也是与朝鲜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不同之处。

例如，《铁花仙史》的才子王儒珍得悉订婚女蔡若兰的父亲与别人谈婚事，绝望地说“弟固知场屋失志，老奴必寒盟也。何命之蹇，一至此也。说罢，不禁落下几滴泪来。”[]

总之，朝鲜长篇家门小说的男主人公形象与《金瓶梅》中西门庆或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才子截然不同，一直被描写为严肃的君子形象。

其次，朝鲜长篇家门小说主要描写“家门的确立及繁荣”故事，这一点与《金瓶梅》等家庭小说有分歧的。

在儒教社会上，描写一个“家门（家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家门意识”由来悠久，可以说传统东方社会的家门意识与儒教的国家意识有类比关系，这就是“家国一体思想”，渊源于《大学》的八条目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四条目。

宋代儒学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儒家的政治思想，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的紧密关系，确立了“修己治人”的政治思想。

所以，在传统东方社会，“家门意识”与“国家意识”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从《金瓶梅》中，我们可以感到作者始终保持的批判的视角及讽刺的笔调。

作者通过塑造西门庆及围绕着西门庆的人物形象，对于晚明社会封建统治集团、半新半旧不法商人、颓败时风等，进行严峻的、辛辣的批判及讽刺。[]

“此书是以西门庆的‘家’和宋徽宗的‘国’互为象征”[]，作者通过对一个家庭衰落的过程保持批判的视角，揭示了当时明万历年间社会因腐败及矛盾而衰落的途径。

所以，“有人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这样一种“影射”的小说技法传统，清代《红楼梦》继承。

《红楼梦》描写了在贾氏家庭的封闭性结构中发生的爱情悲剧，与此同时，通过描写贾氏家门的没落来揭示旧封建社会衰退的命运。

在现代文学中，巴金的《家》同样运用这种技法，通过描写在年代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溃的径路，宣告旧封建社会及政治的结束。

总之，作品中一个家庭的腐败及矛盾可以代表社会国家的腐败及矛盾，这是与上述的“修己治人”思想有关的。

然而，朝鲜长篇家门小说与此大不相同。

虽然它也同样描写一个封建家庭故事，但是其主要焦点在于一个士大夫家门的“确立及繁荣”，因为它渊源于为家门的繁荣而撰写的家传文集。

长篇家门小说在内容结构方面确立了一个典型，在一个大家庭里有固定的“善人”及“恶人”，虽然恶人一直要妨碍家庭的稳定，但是善人坚定地致力于维持，再加上家门宗主忠于国家而获得立身扬名机会，终于实现家门繁荣的理想价值。

总之，长篇家门小说通过描写一个家庭的确立及繁荣，揭示上层士大夫阶层对富贵荣华的欲望，与此同时，通过对封建社会体制表示积极肯定，显示上层士大夫阶层的道德志向及意识世界。

要而言之，中国家庭小说《金瓶梅》及《红楼梦》等描写着一个家庭的衰落，然而朝鲜长篇家门小说描写着一个家庭的繁荣。

而且，由此我们可知，前者要对封建社会的腐败及矛盾进行讽刺及批判，后者要赞扬及巩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同样的家庭故事有这样大的差距，缘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作者及享有阶层、流通方式等等。

首先，对文化社会背景要进行考察。

在中国，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市民阶层的壮大，在思想文化领域有了明显的反映，兴起了一股启蒙思潮，[]这就是“阳明学”。

阳明学，又称“心学”，是由王守仁创立的新儒教学派，以“心即理”思想为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社会及文学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明代张扬人欲的潮流下，《金瓶梅》通过描写商人阶层西门庆的家庭社会，主要反映出明末社会的官僚制度、商业活动、婚姻制度、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等，彻底的揭露了社会腐败、世态炎凉等人间社会的现实问题。

然而，在朝鲜社会，宣扬封建意识形态的长篇家门小说的形成，与“阀阅”文化有关。

对于朝鲜后期社会文化要进行讨论，不能不提“阀阅”的得势现象。李重焕（～）对“门阀”中心的社会风气在《择里志》中写到：

…… 我朝开运，以名分立国，至今士大夫之名甚盛以众，用人专取门阀，故也，人品层级甚多。……士大夫中，又有大家名家之限，名目甚多，交游不相通，其拘碍捉刺如此。……[]

朝鲜社会的这种“贵贱之分”风气，清代文人汪喜孙（～）写给朝鲜文人李尚迪（）的信中也可以看到：

内地重士，虽王公与布衣并坐，观若昆弟。似东邦，礼交太严，固足仰慕，然使者入国向俗，尚冀礼贤下士。[]

因为李尚迪的身份只不过是中人“译官”而已，所以在朝鲜社会不能被重用，清代文人汪喜孙对此表示不解和遗憾。

朝鲜社会本来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但是到十七世纪产生了“用人专取门阀”的风气。

“阀阅意识”深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壬辰倭乱以后逐渐激烈的“党争”。“阀阅”是仁祖反正（）以后开始产生的，以家门为单位结成朋党而传代继承，成为影响力极大的政治势力。

而且，十七世纪后期，随着商业的发展，朝鲜社会出现了“都市文化”。

都市文化的兴起带来了旧士大夫社会的没落，只有极少数阀阅可以主导政治权力，从中被排斥的士族甚至处于生计窘迫的情况。

失意的士族的生活与平民别无二致，他们或是寄食于阀阅家门当书记谋生。由此可见，上层士大夫的存亡完全依赖于“家门”，长篇家门小说的兴盛与这种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朝鲜长篇家门小说带有过分的理念性及目的性，倾向于作品中人物也只分为“善人”或“恶人”两种，人物塑造得过于平面。

总之，我们可见，朝鲜长篇家门小说中渗透着上层阀阅阶层的保守性及意识形态，呈现出与《金瓶梅》等中国家庭小说相反的特征。

其次，看小说的作者、享有阶层及流通方式。中国人情小说作者大部分是失意的文人，其享有阶层比较广泛。

《金瓶梅》作者笑笑生也被推定为早期被罢官的屠隆（～）。[]

明末具有代表性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天花藏主人（约～）也是“怀才不遇，功名蹭蹬”的文人，他“只好借小说以抒怀”。[]

而且，《金瓶梅》等很多中国人情小说以商业盈利为目的被刊刻流通，所以它们一方面反映出文人趣向，另一方面带有商业性及通俗性。

然而，朝鲜长篇家门小说的主要享有阶层只限于士大夫家门闺房女性，所以小说版本大致只有手抄本，没有刻本，即个人收藏并享有小说。

因此，长篇家门小说符合于上层集团的审美观、道德观、保守性意识形态等等。

不仅如此，长篇家门小说还应当带有“消遣之书”并“修身之书”的功能，可以说是上层女性文化“娱乐”与“教养”的结晶。再加上，以“阀阅”为主的社会风气也影响了小说的主旨。

接下来，对于作品中“妻妾纠纷”题材要进行探讨。

在朝鲜长篇家门小说中，可以常常看到妻妾纠纷题材。其题材的先决条件是“一对多”男女关系，这是从《金瓶梅》开始的。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娶有一妻五妾，她们都被描写为不完全是善人，也不完全是恶人。

正妻吴月娘，在表面上作为“好善看经”的正经女人，在家庭起着制衡、润滑的作用，但是关乎到她的正室地位或利益时，她处事很果断，寸土不让，流露出利己之心。

五娘潘金莲，虽然是为人奸险狠毒，狠得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将武大郎毒死，但是也带有聪明伶俐、美丽风流的素质，一进入西门庆家庭就得到了吴月娘的信任。

由此可见，作者表示对“一对多”男女关系及炎凉世态的讽刺意识。

然而，在朝鲜长篇家门小说中，正妻始终是善人，妾始终是恶人。

正妻之所以始终是善人，是因为作品中渗透着儒教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儒教社会家庭内，只有正妻可以占据正统性地位。

但是，妾没有正统性，只有在家庭内产生骚扰的可能性，所以被描写为充满妒忌心及阴谋的、作恶多端的恶人。

这种“两分法”越到后世越深化，导致舍弃人物感情层面的多样性。

但是，从初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中国人情小说共有的亲缘性。

最初描写“一对多”男女关系的长篇家门小说是金万重的《九云梦》、《谢氏南征记》。

其中《谢氏南征记》就属于初期家门小说，金万重（～）广泛涉猎中国小说，必定读过《金瓶梅》，故不能说没有受到《金瓶梅》的影响。

两部作品虽然其故事及主旨不同，但是同样以“一对多”男女关系为基础描绘一个家庭的争宠谈及妻妾纠纷。

如上所述，朝鲜长篇家门小说人物大部分都两分为善人与恶人，《谢氏南征记》也是同样，正妻谢贞玉是善人，妾乔彩兰是恶人。

但是，小说还描绘谢氏和乔氏展开微妙的心理战，比较逼真地描写了在一个家庭内女性人物按照地位及处境而形成的内在心理。

从这一点上看，可以说该作品是对《金瓶梅》的继承。

另外一篇初期家门小说《苏文录》中也描绘妻妾纠纷，但还重视人物感情的描写，与此后的家门小说相比更有逼真度，可知初期朝鲜家门小说受到《金瓶梅》等中国人情小说的影响。

后来，长篇家门小说大部分都走向舍弃人物感情的多样性的一条路，人物两分为善人、恶人，这是作品中渗透着朝鲜上层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果。

注 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3]齐裕焜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年，第页。

[4]【韩】朴在渊校注，完山李氏编，《中国小说绘模本》，江原大学教出版部，年。完山李氏被推定为映嫔李氏（？～），该书的序、小序于年写成，这里有种中国书名、幅插图。

[5]【韩】梁惠兰，《朝鲜朝 奇逢类小说研究》，首尔：以会文化社，年，第页。

[6]据记载，金万重平时爱读中国小说，已经对中国文学审美观非常熟悉，所以不能不受到中国小说的影响。

[7]由于《红白花传》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库本开头写着“大明成和年间”，萧相恺先生曾经将该小说的作者看作是明代人。（参照：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第~页。）但，韩国学者朴在渊和崔溶澈主张，因为在作品的最后部分还写着“光武二年戊戌三月X日”，而“光武”是朝鲜代高宗的年号，所以可以确定它是朝鲜小说。（参照：【韩】朴在渊，《“红白花传” 中国小说》，《中国小说学会汇报》第9辑，年，【韩】崔溶澈，《韩国汉文小说“红白花传”的版本流传》，《韩国汉文小说学术研讨会》，年。）后来，萧相恺先生对文本进行了剖析之后也表示怀疑该小说的中国国籍。（参照：萧相恺，《“红白花传”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年第2期。）

[8]黄霖，《金瓶梅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9]黄霖教授对此指出，《金瓶梅》的艺术追求取向为“以丑为美”，就是强调了善恶的对立，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整个艺术构思就是用“善”来否定“恶”的。（参照：黄霖，《金瓶梅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韩】全成云，《世纪 长篇国文小说 明末清初人情小说 相关性》，《中国小说论丛》第辑，年，第～页。

[]【韩】全成云，上揭书，第页。

[]王颖，《才子佳人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铁花仙史》第十二回。

[]黄霖，《金瓶梅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孙志刚，《“金瓶梅”叙事形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黄霖，《金瓶梅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但是，也有另一种看法。对于《金瓶梅》，美国学者David T. Roy曾经说过，它是一部宣扬封建社会朱子理学的小说。据他说，《金瓶梅》暴露了明末社会各种矛盾，从中主人公西门庆之所以被描写为恶人，是因为他是商人阶层。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的膨胀，产生了主张个性解放的新潮流“阳明学”，又称“心学”。朱子学派，有必要暴露商人阶层的腐败，以便巩固他们保守的封建理学思想，于是他们以撰写《金瓶梅》，揭示了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阶层的腐败，巩固了封建传统儒教思想。David T. Roy的弟子Katherine Carlitz也指出，《金瓶梅》的主旨在于儒家思想的导扬，尤其是从《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价值的实现。她认为，作者在导扬这些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写出了既有深刻意义、又有艺术成就的一部杰作。从这一点来看，《金瓶梅》和朝鲜长篇家门小说，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路上。对于他们的议论，可以参照：【美】David T. Roy, The case forTang Hsien-tsus Authorship of the Jin Ping Mei, CLEAR 8，，Katherine Carlitz, The Rhetoric of Chin Ping Mei,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年，第~页。

[]李重焕，《择里志》《总论》

[]《海邻尺牍》，美国哈弗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汪喜孙书信条。（参照：温兆海，《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对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黄霖教授最初提出“屠隆说”，这说法在国内外得到了注目及赞同。（参照：黄霖，《金瓶梅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王颖，《才子佳人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文章作者单位：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人文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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