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审死官-审死官-大明审死官小说全文免费在线阅读-巅峰阅读

他们被通称为“讼师”、“刀笔先生”，或被蔑称为“讼棍”。

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是从电影《审死官》和电视剧《状王宋世杰》中，知道“状师”这个词的。从影视剧中看，所谓“状师”，犹若今天的律师，他们在大堂上询问证人、引述法条、推理案件真相，以为当事人辩护。不过历史上固然有“状师”这个职业，但工作状态却不是影视剧中表现的那样。

与如今风光的律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状师，是一个隐蔽而灰色的职业。他们被通称为“讼师”、“刀笔先生”，或被蔑称为“讼棍”。从讼师界的祖师爷——春秋时的邓析开始，讼师的日子就缺少阳光。史书说邓析通晓法律，有本事“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使“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他不仅有偿帮人打官司，还在社会上教授法律知识。邓析后来因非议政事，被郑国执政者子产所杀。不知这算不算一种先兆，因为后世的讼师从业者也都为官府所厌恶。

从春秋时的萌芽，讼师行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已成为一种职业。再由两宋至明清，讼师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讼师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合法地位，长期处于灰色地带。

律师为何会是一种非法职业呢？

在古代，当讼师的多为落第书生，即当官无门，才投身这一行当。学者张小也对古代书生有一概括，他说读书人“做官乃是正途，幕友是岔道，书吏是贱役，讼师则是偏锋。”一旦剑走偏锋，讼师就成为士大夫眼中的“恶棍”。

但讼师被正统人士“打入地狱”，还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出身，而是他们挑战了一种至高的理想。依照儒家理念，治理地方的最高境界乃是“无讼”：邻里和睦相处，偶有矛盾也能通过乡绅调解。所以士大夫们常常不遗余力地给治下百姓灌输诉讼的“恶果”，比如宋人黄震就告诫子民，“讼乃破家灭身之本，骨肉变为冤雠，邻里化为仇敌，贻害无穷，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简单地说，大宋、大明、大清虽也有法律，但并不鼓励老百姓“依法维权”。

不过儒家的无讼理想，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太平世界。对于诉讼“恶果”的恐怖宣传，也压制不住现实生活中的争端。当人们不得不吹响诉讼的号角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漏洞的司法世界。

我们在古装戏中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老百姓在衙门外“击鼓鸣冤”，县太爷得到禀报后升堂判案。其实地方官身兼行政、司法、缉盗多项职能，要是天天坐在县衙里等着审案，其他工作肯定都耽误了。想要告状，原告必须先呈递书状（原告所用为“告状”，被告的反驳称“诉状）。

且不说古人文盲率很高，就是“寒窗十年”的读书人，也只知道“四书五经”，如何会写有着严格体例的“告状”？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会提供“法律救助”，由所谓“官代书”给告状的老百姓书写状词。不过“官代书”所做的仅是按原告所说，原原本本地记录案情，没有任何辩解和修饰。这样的告状非但不能说明情况，还要惹人心烦。

另一个障碍则是，并不是所有送进衙门的状子都有机会立案，州县地方官立有种种“不准”。崇祯年间的规定是这样的：“牵告多人，不准；牵告妇女，不准；牵告久事，不准；状中里甲姓名籍贯与廒经不对，不准……”最后，只有那些被县太爷“相中”的才会被收下来，听候判决。而地方官审案的时候，“判断之功在于看卷首十之七，在于听言者十之三”。他们没有时间亲自到现场取证，也不按法律条文判案，全凭“告状”分析案情，然后做出一个结论。

在这样漏洞百出的体制中，专业讼师的出场势不可挡。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为当事人书写一篇符合格式、合情合理，又能打动官员的诉状。为能将案情在—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清楚，讼师们煞费苦心，总结出“词讼十忌”、“状词十段要诀”等。所谓“凡握笔作状词，必有一定之程式，不可造次捣乱”，要依次说明“主意”、“缘由”、“期由”（时间）等。

以民国出版的诉讼汇编《刀笔菁华》中所收“遗产保存之恶禀”为例，让我们来看一看一篇“告状”是如何写的。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兰陵人江子谦的父亲早逝，家产被托付给叔叔代为管理。谁知叔叔用这笔财产吃喝嫖赌，挥霍无度。江家的族长遂出面，请讼师王惠舟写一篇告状，让江子谦的叔叔归还家产。

告状开头说明案由，即“为请命存孤保产事”，全文为：“窃维产以赡孤，孤赖产活；产尽孤存，孤难永命。民幼失怙恃，为叔抚养。不意叔怀他志，惟产自吞。深恐他日产尽，何以赡养孤命？何以婚绍总支？事出实情，图谋于未雨；恩同再造，感激乎无涯。伏乞宪台，即为批示。保产安孤，实永赖之。上告。”

在这一百余字的告状中，讼师王惠舟极力表明家产对孤儿江子谦的重要性，如果家产被挥霍一空，江子谦以后将无以为生。王惠舟的策略，成功地引起地方官对此案的重视。故而阳秋痕楼主称赞王惠舟，“着墨不多，而意思明白如画，自是作状能手。”

写状子也是现代律师的一个重要职责。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如果“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这个起诉书可由律师代写，与讼师的不同之处在于，律师的代理是法律所允许的。

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追求法治，案件的判决结果要依据法律条文，而不是法官的个人意志，因此起诉书也不必那么讲究修辞，更不必刻意伪造事实——如果被发现的话，这在今天可是相当严重的罪名。所以，起诉状只要能将原被告的基本情况和案件情由实实在在地记下来，呈交给法院就行了。

而对讼师来说，如何说话，如何去打动地方官，却是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好的讼师，甚至可“一枝笔，一条舌，能抵三千毛瑟枪”。

在充满漏洞的司法体系中，讼师既有如此大的“主观能动性”，自然很容易变得主观。他们时而仗义出生，时而为利入死，如何取舍，全凭信仰和原则。但这往往是靠不住的。讼师之所以背负了一千多年的恶名，除了官府的刻意抹黑外，也因为从业者中有太多人违背“职业道德”。《清稗类钞》、《刀笔菁华》等书中收录了大量关于讼师的史料，其中讼师为恶的事例占了大多数。

光绪年间，江西有一个老汉状告儿子忤逆，儿子拿重金雇请律师帮忙。结果这个案子被讼师改头换面为“妻有貂蝉之貌，父生董卓之心”，意思是说公公企图霸占儿媳。于是审理案件的官员怒斥老汉：“老而无耻，何讼为！”儿子最终被无罪开释。

有的律师瞄准官员无法及时到案发现场的“法律漏洞”，还公然制造伪证。寡妇陆婉珍与邻居汤翁争夺一块土地的所有权。汤翁贿赂官吏，使陆婉珍有怨难诉，就在汤家祖坟上吊自杀了。汤翁赶忙找当时的著名讼师谢方樽帮忙。谢方樽命人给死去的陆婉珍换上一双新的绣花鞋，以“诉为冤遭仇陷，移尸图害事”做状，说汤家的墓“四面苗天”“倘逢天雨，更觉泥泞”，而在“连宵春雨”后，陆婉珍的尸体上“香钩（指女人的鞋）初未沾泥”。

谢方樽以此说明，不是死者自己走到汤家墓地自杀，而是有人欲陷害汤翁，在别处杀完人，再移到汤家墓地的。讼师小小一个伎俩，就让逼死陆婉珍的汤翁，从加害者转为受害者，轻而易举地洗清了自己。

理论上，地方官收多少状词，就要判多少案子，但事实上很难办到。康熙末年在会稽当县令的张我观说：“本县于每日收受词状一百数十余纸。”而道光年间的邱县，一个月内收到的词状有多件。这些办不完的案子，只能交给胥吏，也就是师爷去处理了。胥吏不是有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没有俸禄可拿，只能凭借手中那一点权力，赚些“外快”。这也给了讼师在衙门上下打点的机会。

清朝时，有一个书生和寡妇通奸，被当场捉获，“生与妇皆裸卧，不及遁，连卧具卷而缚之”。书生的妻子知道后很害怕，忙找讼师出主意。讼师遂买通衙役，用书生妻子换出了寡妇。第二天县令问案，打开“卧具”一看，里面竟是书生夫妇，通奸案自然不成立了。

对于讼师“包揽诉讼”的种种手段，清代著名刑名师爷王又槐在《办案要略》中总结道，“讼师伎俩，大率以假作真，以轻为重，以无为有，捏造妆点，巧词强辩；或诉肤受；或祈哀怜；或瞩证佐袒覆藏匿；或以妇女老稚出头……”概况来说，讼师混淆视听的手段，无外乎伪造证据、强词夺理，或者更改契约字句，或者串通书吏更改供词，破坏司法。

讼师恶行如此“罄竹难书”，也勿怪历代法律都要明令禁止。如《大清律例》中“教唆词讼”一条，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为了压制讼师从业者的数量，官府干脆把讼师的“必读书目”《刑台秦镜》《惊天雷》《法家新书》（统称为“讼师秘本”）等列为禁书，私自印行的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售卖的书贩也要杖责一百。

不过讼师作恶，并非是从事此业的人都“性本恶”。清高的无讼理想，也打压了社会对诉讼的正常需要。讼师在隐蔽而灰色的地带待久了，难免心生暗鬼。而中国古代司法的漏洞百出，也易于成为潜规则肆虐的温床。比如讼师不能出庭辩护。

我们知道，现在的律师要在开庭后，为委托人上法庭，分析案情、质询证人，以争取一个有利于委托人的判决结果。律师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们会尽可能多地让法官了解案情，使判决更加公正。

在古代社会，判案的是“青天大老爷”，有权凭个人好恶审理案件，自然不会给讼师发言的机会，所以即使雇主给足了“代理费”，讼师也不能出庭去和地方官当场理论，只能通过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和私下活动，左右案件的审理。这就易于发生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幸运的是，体制也不能决定一切。《大清律例》又道，如果讼师“见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勿论”。这说明，朝廷也知道，还是有不少如京剧《四进士》中宋士杰（即宋世杰原型）那样伸张正义的好讼师。

不过在法治不彰的时代，讼师即使助善，也只能使用违法手段。《刀笔菁华》记载说，有个人被马踢伤，几次上告，官府都不受理，只好找讼师求助。讼师说：“马驰伤人者，罪在马不在人。君则可控马不能控人。依我之见，只须倒置‘马驰’二字，改为‘驰马伤人’，则语意与前绝不相同，以罪在人不在马，必能准也。”那人以此上告，地方官果然判被告赔偿医药费。马受惊而踢伤人，就和马的主人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是“驰马伤人”，变成了马主人故意策马踢伤行人，这肇事责任就跑不掉了。

可见在地方官无法走访现场，只凭状词断案的时代，讼师即使要行善助义，很多时候也往往凭一支笔。

在这个重视文字的国家里，讼师的一支笔甚至可起死回生。在署名青城子的《亦复如是》一书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某地有一个恶霸，一怒之下将某甲打死。甲妻得了十两银子的赔偿后，改嫁他人。甲的弟弟当时年幼不知情，十年之后，甲弟也被此恶霸欺凌，时常想着报复。有邻居酒后失言：“尔寻死耶！尔兄当日且为所毙，况你少年，敢寻伊耶！”甲弟追问之下，才知道哥哥身死原委。

甲弟先后六次投状官府，为哥哥伸冤。但因为拖延时日过久，地方官不予立案。有一个讼师出面，对甲弟说：“我为尔调停，令渠出五十金息讼和好，何如？”甲弟不肯，讼师遂为其写下一篇告状，内有一句“白骨烧成黑炭，黄金买转青天。十两能偿一命，万金可杀千人”，后面一句真称得上掷地有声。当时正赶上新官上任，他一见告状，即同意审理。某甲的十年沉冤，得以昭雪。

作恶也好，助善也罢，讼师始终是个隐蔽的职业。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煌煌的律例，而是一支生花的笔，和各式各样的潜规则。直到晚清引进西方的司法体系，讼师逐渐成为历史，中国的诉讼和律师，才齐齐走向阳光。不过即使在阳光照耀之下，讼师的“幽灵”，还仍不时附着在中国司法的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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