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爱中的新社会学
摘要：
爱，作为我们生活的核心议题，自然也是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焦点。在文学和诗歌中，它被广泛探讨与描绘；在绘画艺术中，它成为无数画家的创作灵感；在音乐中，它更是被深情地歌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先前的社会学家却鲜少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分析。他们虽有所触及，但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直到近年来，当代社会学的一些关键人物，以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伊丽莎白·贝克-格恩塞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以及最近的伊娃·伊洛兹（Eva Illouz）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才在各自的著作中对爱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他们不仅揭示了爱的深刻社会属性，还阐释了爱与亲密关系的变化如何与社会的广泛变革紧密相连。在这层意义上，西尔维娅·卡塔尔迪（Silvia Cataldi）和热纳罗·伊奥里奥（Gennaro Iorio）编辑的这本合集无疑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空白。它不仅推动了关于社会之爱及其在多重危机时代作为变革力量的影响的辩论，更通过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既整理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又推动了社会学研究视野中关于爱情的讨论，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作者简介：
Nicola Montagna，萨莱诺大学社会学和犯罪学副教授
文献来源：
Montagna, N. For a new Sociology of Social lov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 –). https://doi.org//s12108-
本文作者：Nicola Montagna
导言
爱情是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中心主题，无论性别、种族、性取向或宗教信仰如何，爱情始终是每个人思考和情感悸动的中心。即使是在哲学领域，先哲们从一开始就深入探讨了这一主题。鉴于爱在阐明人际关系和构建社会生活方面不可否认的重要性——社会学家和我们学科的奠基人只是勉强地讨论“爱”的范畴（Iorio, ; Rusu, ）。他们触及了这一主题，但只是浅尝辄止。
涂尔干在《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上发表的关于乱伦起源的研究中，只用了寥寥几页的篇幅论述爱情。根据这位法国社会学家的观点，家庭之爱与夫妻激情之爱之间的矛盾体现了 "激情与责任之间永恒的对立"（Durkheim, : ）。“家庭之爱（family love）”是一种道德要求，是责任的象征（Rusu，）。它是家庭存在的功能，因为没有它，家庭制度就会崩溃。相比之下，“激情之爱（passionate love）”是 “自发的私人情感之动容”的结果。前者受到责任和道德的双重约束，而后者则是“男女双方追求自己的快乐，他们组成的社会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取决于他们的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ies）”（Durkheim，，转引自 Rusu，：5）。
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爱情也没有占据中心位置：在他的宗教历史社会学著作中，当他讨论有救赎希望的宗教时，可以找到几页关于 “兄弟之爱（brotherly love）”的论述；而乔治·西美尔在《关于爱情的片段》（）中写到了爱情，但这是一篇事后发表的未完成的论文。在他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中，爱情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形式。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要素之一，因此使社会成为可能。因此，它具有社会学意义。最后，在这些经典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俄裔美国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及其影响深远的《利他之爱》（Altruistic Love），其经验上的不确定性使其很难用社会学方法进行观察，而且人们认为爱情是一种属于情感领域的心理现象，或者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艺术实践，这些都将爱情置于社会学研究的边缘。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等当代社会学的一些重要人物在其著作中进行了更具洞察力和针对性的讨论，展示了我们最亲密的情感的深刻社会性，并传达了爱情和亲密关系的转变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相关。
西尔维娅·卡塔尔迪（Silvia Cataldi）和热纳罗·伊奥里奥（Gennaro Iorio）（译者注：下文以他们的姓氏Cataldi和Iorio来称呼他们）编辑的《社会之爱和人们的批判潜力》（Social Love and the Critical Potential of People）（）（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pp.）一书旨在填补这一重大空白，同时推动关于社会之爱及其在以多重危机为特征的时代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的意义的讨论，汇集了多年的研究成果，还在关于社会之爱的讨论中有了新的建树。
社会之爱的四个层面
在这里，爱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力量，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能够在当代社会中引发变革，激活社区建设和团结进程。正如本书作者Cataldi和Iorio所说：“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行动、关系或社会互动，在这种行动、关系或社会互动中，主体超越了其所有的前因后果，因此提供了比情况所要求的更多的利益。”
爱不是一个私人问题，不是我们每个人内心产生的情感，也不是我们的私密领域。相反，它是一种能够创造新未来的集体行动，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变革力量。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社会之爱需要两个步骤。首先是与上述社会学想象力（sociological thought）有关的方法论，可以通过对报纸报道、访谈、调查、案例研究和虚拟民族志等各种资料来源的想象力来确定社会之爱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其次，我们需要探索如何从社会之爱中汲取灵感，以应对集体健康、国际武装冲突、环境保护、社会正义和不平等等当代挑战。本书的跨学科论文旨在深入探讨一个核心问题：社会之爱作为个人生活中的一股关键力量，如何重新激发我们的思考，以及引导我们积极应对这些严峻挑战。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试图通过确定四个关键维度来调查社会之爱的本质，它对人们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它如何对社会现实产生变革性的影响。本书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不仅提供了概念、定义和理论探讨，还提供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研究报告。因此，本书五个部分中的每一部分都分别分为三部分：第一，理论部分——讨论理论问题；第二，实证部分——包括报告有关爱的研究成果的实证章节；第三，相关研究的当代进程——重点关注爱与关怀维度相关的当代进程。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阐述了社会之爱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爱。在此，作者概述了社会之爱的概念，他们展示了其诠释力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实证研究。Cataldi 和 Iorio 首先探讨了各种情况的共性，这些行为超出了人们的共同期望，因为他们所做的超出了当前情况的需要。换句话说，它们不是义务，而是“过度丰富（overabounding）”了先前的行动。正如 Cataldi 和 Iorio 所言，社会之爱是 "一种行动、关系或社会互动，在这种行动、关系或社会互动中，主体超越（给予、接受、不做或不做、忽视）其所有前因，并因此提供超过情况所需的利益"。作为一种行动，爱是切实可行的，需要亲密无间和相互信任。正如 Cataldi 和 Iorio 所说："仅仅对他人的悲剧敏感或被电视新闻感动是不够的。爱需要亲近"。
然而，虽然“过度丰富（overabounding）”是上述例子的特征，但这只是社会之爱的一个层面。事实上，还有其他三个维度定义了什么是社会之爱：关怀、普遍性和对他人的认可。这四个方面的结合和共同存在，在本书的每一部分中都有所探讨，这使得爱既是一种典型的行为，又是一种未经证实的行为，在分析上有别于其他形式的感情，例如关注、同情和尊重。
Cataldi 在她的理论篇章中追溯了关于爱情的社会思想史，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新约圣经》中最早的哲学思考开始。她指出了四种主要的社会学研究方向。首先，西美尔、韦伯和索罗金等社会学思想家将爱情概念化为公共领域中的一种社会形式，并赋予爱情纯粹的公共维度。第二，桑巴特、吉登斯、鲍曼和伊洛兹等社会学家，他们从公共维度出发，关注爱情的亲密维度——以及这种维度是如何随着更广泛的社会变迁而变化的。第三，希特和杰克逊等女权主义学者重新评价了爱情的社会维度，强调了爱情如何代表了一种使父权制和性别压迫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第四，卢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等批判学者的贡献。最后，Cataldi 引用了最近关于社会之爱的跨学科思考。
一旦将社会之爱概念化，确定其维度之后，如何对其进行调查？哪些方法论和研究工具可用于确定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形式？一个关键的方法论方法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thought），社会学想象力提醒我们注意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行动者能动性的重要性以及礼物和爱的逻辑。被误用的 “爱”这一概念表明，人们有能力超越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习惯，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现实，从而进行自我反思（Mills，）。从这一点出发，Serena Quarta、Marco Palmieri 和 Giuseppe Pellegrini认为，调查社会之爱的实证现象所采用的研究策略可以涉及定量和定性方法，包括：观察、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元分析、调查和二手数据分析。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学者的背景和研究对象。然而，关于社会之爱的定性和定量研究设计有一个共同点：需要同时培养科学行动的概念性和可操作性。第一个维度涉及所研究问题的概念化及其在更广泛理论框架内的整合；第二个维度指导数据收集，以构成研究的实证基础。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就是要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共存问题，使从文字到事实、从理论到观察术语、从理论到经验基础成为可能。如果说社会学家不愿意研究社会之爱是因为其难以操作化，那么本书第一部分提出了几个问题，同时也给出了有趣的答案。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最后，展示了社会之爱的概念在不同时空的变化。根纳罗·伊奥里奥（Gennaro Iorio）追溯了社会系统的历史，展示了围绕爱情的人类社会纽带的不同形式和表现。他认为人类发展出的关爱方式已逐渐接近当代社会的社会之爱形式。埃利亚斯的经典著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对以社会规则逐步内化和摒弃暴力形式的出现进行了相关性研究。根纳罗·伊奥里奥将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个人意识联系起来：“每一个新的意识阶段都产生于改变社会系统的两个基本坐标——时间和空间的结构环境中。每一次重塑时间和空间的文明飞跃，都会通过重新定义对现实和经验的感知来锻造个人意识。”伊奥里奥追溯了从农业社会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各个阶段的社会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人类提高了对他者的敏感度，尽管这种敏感度是不均衡的，被视为“他者（other）”的群体越来越少。伊奥里奥回顾了社会历史的演变，而另一些学者则审视了关爱如何能够替代基于启蒙运动遗留下来的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理性的旧解放观点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应对人类行动的系统性潜力的复杂性方面的衰竭。当目前的治理模式越来越无法应对 世纪人类命运所面临的严峻威胁时，多元主义（pluriversalism）和对世界的关怀就成了新的乌托邦，能够使人类走向共同的情感地平线。
该书的第一部分奠定了社会之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其余部分则介绍了针对社会之爱的四个维度：过度丰富（overabundance）、关爱（care）、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认可（recognition）进行的多项研究。
过度丰富
重申一下，“过度丰富（overabundance）”是指那些“超出共同期望，做得比情况需要的多，或比根据特定尺度得到的多”的行为类型。这一概念可能会让人想起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 “礼物（gift）”概念。然而，后者的核心是给予、接受以及最重要的回报义务，而前者则是一种通常缺乏计算、量化和交换的关系。换句话说，它不需要任何与个人行为相关的先决条件，也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萨里·哈纳菲（Sari Hanaf）在他的理论贡献中展示了他如何在自己的社会学工作中运用社会之爱作为一种启发式方法来理解他所研究的阿拉伯世界的社区，以及这种方法如何标志着他对这些社区的承诺。
马尔科·帕尔米耶里（ Marco Palmieri ） 和基娅拉·伊纳科内（Chiara Iannaccone）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通过世界爱指数来衡量公民的爱的态度，他们既使用个人数据，也使用生态逻辑数据。前者将其章节标题定为“集体行动与爱”（Collective action and love），展示了数以百计的集体行动，尤其是拉丁美洲的集体行动，是如何围绕着产生和促进爱的邻近性和共同性，在共享能量的基础上开展的。他的论点是，爱作为一种间隙性实践，产生了一系列集体实践，我们可以将其与感性政治和社会冲突联系起来观察。杰弗里·普莱耶斯（Geoffrey Pleyers）则把重点放在了COVID- 大流行病期间的社会运动这一适时问题上，COVID- 是我们当代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之一，也是对我们共同生活的挑战。作者展示了社会运动和互助如何通过互助行动在激励、促进和组织团结与关爱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还展示了以社会之爱为目标的集体行动与以政治变革为目标的集体行动之间的交集。从女权主义者为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提供庇护，到巴西贫民窟的互助网络保护人们免受COVID之害，他提供的例子远远超出了社会之爱的范畴，而是直接挑战政治权威和家长制。
关爱
关爱（Care）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向他人和世界开放的形式，是社会之爱的第二个关键维度，它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非常实用的维度；另一个是让你体验他人的关注和共鸣。正如 Cataldi 和 Iorio 所写的：“照顾他人的出发点是一个特定的视角：负责他人的痛苦。因此，它通常表现为优先考虑弱势人群、最弱势人群和被排斥人群。但人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因此关爱他人也意味着爱子孙后代，克服把生产作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形式。”费利佩·坎佩略（Felipe Campello）在其理论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建议超越以人类为中心的爱的方法，将其关系逻辑扩展到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受阿克塞尔·霍耐特（Honneth，）著作的启发，坎佩略指出，爱是公共生活和团结的先决条件，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本章见解的核心，而证据部分则探讨了如何在当代福利制度中体现社会之爱。Andrea Gal- lelli、Paolo Contini 和 Angela Mongelli 以意大利南部巴里的贫困和教育贫困为重点，利用世界爱指数（WLI）回应了前两年大流行的议题，他的文章阐述了在封锁的几个月里，意大利年轻人的亲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的调查结果。作者利用索罗金将利他主义视为社会之爱的一种形式的方法（Sorokin，，），重点研究了在意大利背景下观察封锁（lockdown）头几个月的经验指标。他们证明了身体上的疏远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上的疏远。相反，封锁也是一种生成（generative）和再生的行动形式，也是社会之爱的一种表达。芭芭拉·塞纳（Barbara Sena）对卫生行业中的社会之爱进行了初步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研究发展建议。她认为，大多数专业实践中的爱的文献都是模糊和模棱两可的。因此，人们仍然缺乏对其具体特征的认识，而这些特征将使其有别于关爱、责任、仁慈或关注等术语，或将其与这些术语联系在一起。这就为更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留下了空间，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之爱在专业实践中的功能，尤其是在医疗保健环境中。
这一部分的最后两章探讨了欧洲和南美洲的福利国家问题。路易吉（Luigi Gui） 和蒂齐亚诺·维奇亚托（Tiziano Vecchiato）建议建立一种涉及人民共同责任的创造性福利。当前福利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可持续性和分配公平，同时考虑到这种难以平衡的伦理困境。本章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能够提高每个人能力和潜能的创造性福利国家，不仅是那些接受照顾的人，也包括那些提供照顾的人。因此，社会福利机构不仅要通过提高能力和防止受益人成为补贴和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还要通过摆脱社会工作者基于程序的工作和任务，来实现最大的生成性。
罗兰多·克里斯塔奥（Rolando Cristao）、马塞洛·萨拉斯（Marcelo Salas）和克拉拉·德萨尔沃（Clara Desalvo）在他们的章节中引入了拉丁美洲的视角，调查了在 Covid 进一步加剧的结构性不平等背景下激活社会之爱的经验。前一章提出的变革主要集中在服务使用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参与和激活形式上，而本章则认为，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社会服务提供者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朝着普遍、团结和再分配政策的方向迈进，并且只有在社会和财政契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普遍主义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即承认社会之爱不仅是针对自己社交圈内的人或与自己相似的人，而且超越了群体关系的逻辑，是由法国社会学家阿兰·迦耶（Alain Caille）提出的。受到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思想的启发，阿兰·迦耶在社会科学中发起了反功利主义运动（Anti-Utilitarist Movement）。迦耶在其简短而有效的章节中介绍了信念主义宣言的最新发展。用他自己的话说，信念主义是“一个词、一个符号和一个象征。它是希望的象征”。它试图用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来取代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宏大希望叙事方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叙事方式已被新自由主义击败，新的叙事方式不是基于功利理性，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如何才能实现这一颇具希望的工程呢？迦耶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世界公民议会来实现，它可以体现人类最普遍的道德良知，并代表全人类发言。按照迦耶的定义，这将是一个超越特殊关系的 “多元主义”舞台，新的数字工具使其成为可能。法布里齐奥·马蒂雷（Fabrizio Martire）和保罗·帕拉·塞亚尼（Paolo Parra Saiani）讨论了当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二分法，并介绍了基于两个跨洲调查项目的跨国统计分析结果：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通过比较这些调查的结果，特别是欧洲和南美洲的调查结果，我们发现，欧洲似乎受到 “不参与的普遍主义”的影响，即对保持距离的不同社会群体普遍持积极和不敌视的态度，而南美洲的特点是 “有条件的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是不完整的，因为普遍主义应该是无条件的。
埃马努埃莱·波利齐（Emanuele Polizzi）以一篇文章结束了这一部分关于普遍主义的讨论，这篇文章论述了爱的制度维度和对公共物品的关爱在当今时代是如何受到挑战的。在这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中，波利齐将关于公地的辩论与当前福利制度的性质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之爱不仅是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面对面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非个人的层面，是国家机构的一种属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二元关系的消失，转而由第三方（即公共机构）来调解这种关系，才使得社会之爱的满溢和普遍性成为可能。然而，波利齐警告说，公共机构的公开性和有效的普遍性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公共机构受到私有化形式危害的情况下，甚至其普遍性也可能受到削弱。
认可
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社会之爱的第四个层面：认可（recognition）。其主要观点是，社会之爱是一种纽带，它通过允许人们在陌生人面前做自己，来增强而不是抹平差异。差异化总是适用于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处于不可还原地位的人，但与此同时，它也需要某种形式的相互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之爱适合强调差异和身份的当代多元社会。正如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Mulholland et al.，），本部分的文章从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安德烈·马格内利（André Magnelli）对社会化进程中的爱与认可以及受到民粹主义挑战的当代政治视野进行了反思。在文章中，Magnelli 将爱情视为一种体验，不仅对个人、夫妻、家庭和私人纽带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且对共同利益的构建、公共空间的构成和民主体制的活力也至关重要。他利用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的民粹主义批判理论（ 年）论述了这些问题，并认为 "情绪和激情的民粹主义经济产生了民主的自我毁灭"。威廉·卡尔沃·基罗斯（William Calvo Quirós）在他的实证研究中介绍了美国社区中爱与宽恕（forgiveness）的案例研究。他指出，宽恕可以是一种具有警示作用和变革作用的行为，它作为一种互称出现，为长久的种族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威廉·卡尔沃·基罗斯（William Calvo Quirós）、阿涅斯·玛丽·凯霍（Agnès Marie Kehuo）和安东尼奥·门德斯·达科斯塔·布拉加（Antonio Mendes da Costa Braga）这三位教育学、人类学和跨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专家撰写的有关时事的文章也重点关注了文化认可问题。作者们从非发达国地区学者的经验出发，运用南方非殖民主义视角，举例说明了爱如何在不同文化的实践中形成。他们的目的是探讨围绕爱与殖民论述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关键问题，并强调爱的普遍性，它不仅表达了人生而为人的意义，而且“是一种颠覆性的变革类型”。
结论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探讨爱及其社会影响的论文集，不仅引人入胜，而且极具话题性。它填补了社会学领域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空白，无疑为相关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两位编者Cataldi和Iorio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们成功地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汇聚一堂，对社会之爱及其对当代问题的实际影响进行了连贯而深入的解读。他们的观点十分令人信服：爱情并非仅仅是一种私人和个人的情感，它同样具有政治性，因为它涉及公共生活的多个层面，从福利国家的政策制定到资源的再分配，再到对多样性的广泛认可。
在此，我想就未来研究的一些可能方向提出几点建议。首先，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一主题，我们需要将研究视野拓宽至欧洲和拉丁美洲以外的地区，深入探究本书所研究的四个方面在其他大洲的具体表现。尽管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这两大洲，但一个更为全球化的视角，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文化、政治体制、社会问题和生活水平背景下爱情的社会影响。其次，本书中提到的集体行动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集体行动包括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环保主义者、支持移民的声援行动等，其特点不仅是使用有争议的惯用手法，而且还可以被视为由社会之爱驱动：对受压迫的人、环境和人类的爱（Montagna, 2007a; 2007b）。社会运动中积极分子的行动往往是以各种形式的利他关怀为指导的，而推动这些运动的一些原则，又是极具普遍性、相互性的。因此，更好的研究方向可以是调查这些运动是如何阐述社会之爱的四个方面，以及人们的行动是如何遵循这四个方面的。
本文转自 | Sociology理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