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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驰有部经典电影《审死官》，讲的是星爷饰演的讼师宋世杰为民伸冤，终于让寡妇杨秀珍沉冤得雪的故事。

影片是无厘头喜剧，片中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现实，杨秀珍之所以被冤枉入狱，有个原因是她没有文化，宋世杰之所以能翻案成功，也是因为有着文化的底子。

这牵扯到一个问题，古代中国，民众的识字率有多高？

近年荧幕上古装剧也不少，从《大明风华》到《清平乐》，以往少人问津的明朝、宋朝现在也受到追捧。不过，大家都把眼光聚焦到片中一众社会精英身上，少有人关注普罗大众。

别的不说，往上看两三代，追溯到奶奶那辈，老人们还有很多不识字的，尤其是妇女。我所在之处是江南吴越之地，永嘉南渡后已渐趋繁华直至近代， 江南如此，想那山高水险之处，人民识字率定然还有不如。

如果民众都不识字，那古代这么多所谓盛世，对人民来说，又有多大意义？民众识字率有多高，才是社会真正进步的体现。

唐朝以前，年代久远，缺乏文献记录而难以考证。真正能对识字率做出一些估算的年代要从唐朝开始。

从整体来看，自唐到宋，社会各阶层的识字率是在普遍提高之中的，其中的原因正是因为科举制的发展与成熟。

想要读书入仕的士子自然不必多说，其他阶层的民众识字率也都有普遍上升。

拿科举制度臻于成熟的宋朝来说，每科参加京城省试的人数在一到两万之间，而对于地方州郡，中央有个录取率的标准，名叫“解额”。

从宋初至道三年（年）到南宋开禧末年（年）的两百多年间，解额的标准越来越高，起初各地应试人数的五分之一能够初试录取，到后来，解额的录取率成了三百人分之一，说明各地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增加了一两百倍，而同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超过一倍，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据嘉定三年()权礼部尚书章颖的说法，当时各地应举士子“大郡至万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的确是盛况空前。

这样一个数字在当地人口比例占多少呢，以淳熙年间的严州和开禧末年的温州来看，占到了当地男丁的7%以上。

人数的膨胀正说明地方上识字率的提高，这正是科举制成熟带来社会崇文风气的影响。而大量落第的士子又反过来成为了地方上的师资力量，崇文风气下，教书就成为大量科举失意者选择的行当。

有了师资，也就带动了地方上崇文的风气。

商人一向是传统社会里识字率较高的阶层，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存技能之一。经商免不了要记账、读写契约，哪怕是工匠，也需要阅读一些技术类的资料。

商人这个阶层本身，也与儒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科举不就的落第儒生改行经商的也十分多见，如宋朝闽清县的商人林自诚就是如此，“虽尝业儒，久已捐弃笔砚，为商贾之事矣”。

另一个重要阶层是农民，这是传统社会的基石。农民历来大多大字不识，但在唐宋之时，农民的识字率也有了较大提高，这也是由于科举制的发展和雕版印刷术的普及。

农民识字，大多是由于生活需要的功能性识字，如纳税完粮时，如果识一些字，就能免受欺诈的风险；政府出告示，自己直接就能读懂——“夏秋税差科才下,便榜逐村,大字楷书,告示人户”；在职役制度下，也需要农民识一些字，承担一些临时的最基层的政府职责，就是“与门户充县官役”；另外，如果说有诉讼，识字与否就更加重要，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为诉讼而生的讼学——“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

而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开始和商业产生联系，这也促使农民有识字的需求。

当然在封建社会，男女是不平等的，男性识字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女性。

以文豪苏轼来举例。苏轼有个姐姐，年长苏轼一岁，名叫苏八娘，亦称苏小妹。由姓名上可以看出古代女子的地位，就算出身在文豪家庭，苏八娘也并没有个正儿八经拿得出手的名字，苏轼的母亲也是如此，她出身不低，是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嫁给苏轼后只称程氏，姓名无从记载。

苏轼两兄弟就不同了。长到五岁，父亲苏洵隆重为长子取名为“轼”，为次子取名为“澈”。这两个名可都有讲究，苏洵还专门写了篇《名儿子说》来解释。

女性识字率低下是古代社会固有的问题，直到近代才得以改变。

再看看明朝。

说到明朝的识字率，有个很直观的体现就是在白话小说上，那也是历史上白话小说的高峰时期，四大名著有三部的作者是明朝人，此外还有经典的《三言二拍》《金瓶梅》之类。

白话小说从唐代传奇发展而来，到了明朝它已俗化。

所谓俗化，就是观众的对象变了，文字也从半文半白成了白话，没别的，好读嘛。而作者也发生了变化，唐代传奇的作者大都名不见经传，有些干脆就是“无名氏”。到了明朝，文人们逐渐加入了写小说的行列，其中不乏知名文人，像《三言》作者冯梦龙就素有文名，与兄弟三人并称“吴下三冯”。

谁来读冯梦龙的小说呢，抛开精英阶层，主要有两种人：生员和商人。

对贫苦劳作的民众来说，买小说来读还是有点奢侈，生员阶层则多数有这个条件。

根据顾炎武的统计，在明末各县生员平均有三百人，大一些的城市有五六百人。

至于商贾市民，早就是白话小说读者的生力军，在正统七年（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就说：

今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翦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

不言而喻，有受众需求才有众多作者，明朝民众识字率的提高造就了卖方市场，越来越多的文人也就放下架子，投身白话小说创作中。

关于明朝的识字率，还可以从官府兴办的社学中一窥全豹。

在被称为天下第一清官，明代宗到明孝宗年间的杨继宗传中有这么一句话：

《明史·杨继宗传》：“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也有规定，岁以下都能入学，“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这些史料可以佐证明朝对推行民众教育的力度。

还是从白话小说来看，清朝其实也是全盛期。清代小说是继明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时代。除了最伟大的《红楼梦》，《儒林外史》、《三侠五义》等都是其中杰出代表，这些小说的读者也和明朝没有太大不同。

那么清朝民众的识字率有多高呢？其实从唐到明，识字率难以有个准确的数字，清朝距今相对最近，有不少学者考证过识字率问题，试图得出个相对准确的数字。

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年之间，社会识字率是1%-2%，这其实并不准确，它统计的是参与童试的童生人数，这个数字显然无法包括识字人口的总数。

而根据罗友枝在《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中的统计，“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而女性只占2%-%”。

这个数字接近于世纪年代的调查数据：“中国有%的男性、%的女性稍受教育；%的男性、%的女性识字”。

但罗友枝列举的也只是侧面数据，并无法给出识字率的结论，而她给出的估计也被不少人认为偏高。

清朝的识字率，到现在也并没有权威而准确的说法，参考各种资料，现在大多认为清朝识字率平均在%之间是可以接受的。

以上所说的识字率，是指的不超过字的读写能力，因识数百字便有能力处理记账、借贷乃至记事等文字工作，读书和写字的能力水平到达可以沟通的能力，这也是传统广义上的识字率。

它只能是宏观上的一个参考比例，各个朝代实际识字率则不可考。因为识字率还有很多可以细化的标准，如识多少字才算识字，是以能读懂一篇契约为准呢，还是以能读懂小说为准；以会看账本为准呢，还是以会看诉状为准；历次战争的破坏和社会的动荡显然又会让数据出现很大波动。

比如从年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的平均识字率一直在下降。在清廷筹备立宪的日程表上，原定于年必须使全国识字率达到总人口的5％，以此为实行宪政的国民程度基础。

这一设想虽已家喻户晓，但据年学部的第三次教育统计，当年全国在校学生数不过多万， 加上各省简易识字学塾和私塾的学生，以及原科举制下受过旧学教育的人口，粗通文墨者总数仅约万左右。

识字率对国家来说意义重大，它反映出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并代表消费生活水平。

当今社会识字率的定义，是一个国家中十五岁以上人口能读写文字的比率。

在发展中国家，识字率呈现上升趋势，发达国家的识字率基本上保持稳定，但是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反倒开始出现识字率倒退的现象。

就中国而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中文版的年《人类发展指数与指标》，中国到到年，成人（岁以上）识字率超过%，青少年（岁）接近%。

这个数字已经与发达国家一样，高识字率反映出的正是当代中国的发展水平，这也是当今中国崛起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