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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除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赞扬，作为一部情文的《呼兰河传》，还是极为罕见、弥足珍贵的儿童文学读本，而它以童心为半径的执着怀乡常常被人忽略。

“寂寞”是多年来大家阅读萧红、研究萧红的共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刻骨铭心的“寂寞”浸透于她经历、情感、心境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但比之成年之后的诸多曲折和遭际，童年时期的萧红反倒有着程度最轻的“寂寞”。由于部分读者和研究者不太了解旧社会东北乡村孩子的生活真相，很轻易就得出萧红童年“陷入苦难”“遭受虐待”“人生悲剧”等先入为主的“想当然”、带有猜测虚构色彩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够针对当地历史和当时现实进行深入考察，可能会发现萧红一生的自由和幸福是密集发生在她离家之前而不是离家之后的，这或许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呼兰河传》会写得暖意融融和一往情深。

小说第三章第三节有这样一段话：“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段末“冷淡”“恶言恶色”“针刺”之类的内容不断被评论者提起、援引和渲染。但根据萧红本人回忆、亲友口述和大量相关文献，可以断定萧红的童年生活大致还是愉快的、幸福的，至少是正常的。这一较长时期没有引起注意的实情，如今已多获认同。萧红的“养女”身份早已被证伪。那么，对于一个小女孩，祖父之外的家人何以都“约好了”似的疏远她、迫害她呢？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是个虽新还旧的人物，地方上对他评价不低，当过校长、教育局长的他有愿望把萧红培养成大家闺秀，“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幼时淘气任性的萧红，易于对那种严厉家教有所抵触。当然，张廷举在历经丧子、丧母、丧妻等打击后，心态煎熬的他在与萧红交流时必会缺少耐心。生母姜玉兰重视女儿的文化教育，即便出门探亲也要帮孩子带上识字的字块儿，她很怕有谁溺爱萧红，自己则对女儿一直严加管束。从广为人知的那张萧红三岁时与生母的合影中，我们看得到穿戴讲究的萧红一脸得意。

“年相若”的梁静芝是萧红青少年时代的密友，据她追忆，姐姐梁亚兰嫁入张家做了萧红的继母后，“对萧红没有一次恶言厉色，更不用说打骂”，也就是说，“鞭打芦花”式的继母文化想象并没有真实发生过，萧红与继母的相处总体融洽。至于祖母的“针刺”，是因为萧红总去用手指戳破窗纸，说也说不听，劝也劝不住。张家裱窗用的是较贵的白纸，涂上油又防雨又明亮，戳破了太让人心疼。张廷举曾跟人提过此事——只是吓唬而已，“哪能真用针扎她”，“就在她对面拿针比画着”。

或是基于文学的夸张、渲染技法，或是源自小孩子简单化、情绪化后的爱憎，对好与坏的划分非常直接，这符合儿童普遍的心理和行为选择，所以对萧红童年的“苦难”要作准确的研判。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萧红离世前的表达里，她对故园、家人和往事的漫忆，在感情上、心态上都有了鲜明的改变，而《呼兰河传》最为直观、最为动情、最为坚实地记录了这种改变。

萧红同聂绀弩聊起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有了这样的认识，一切交给童心引导的《呼兰河传》，其叙事结构像树，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么长枝条，怎么长叶子的，顺其自然随心所欲就可。《呼兰河传》的结构是棵“童心树”，它的行文逻辑是童心——一个蹦跳着的小姑娘，她走到哪里，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这部小说是“乱序的”，却被叫作“童心”的道理统管着，也就有了不一样的章法。

小说总共七章，依据内容分作两部分：前四章写奇异的冷、大泥坑子、扎彩铺、跳大神、放河灯、唱野台子戏、逛四月十八日娘娘庙大会，写祖父、“我”与后花园，写粉房、磨房、养猪的、赶车的……后三章分别写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每部分的各章之间，甚至是两部分之间，都可以随意调换顺序，而不影响整部小说的美学表达效果。呼兰河的自然环境、风情民俗和人物故事三者融合，难解难分浑然一体，看似没有什么故事的前四章，其实主要人物和贯穿情节早已出场。包括那些纯粹写自然的文字，同样充满了人生况味：

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是一大朵怒放的童心之花。这一刻，萧红的身心显然都是健康的、自由的、快乐的、无拘无束的。没有完好儿童天性作保证，这样富于天赋、才华横溢的观察、体味和表达，翻找古今中外的名作绝不多见。萧红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了超现实主义的怀念，用绽开芳香的童心，帮助自己完成了精神还乡。像《生死场》《小城三月》《后花园》等其他小说一样，《呼兰河传》也是信手拈来许多动物、植物以譬喻人生，因寄寓了乡愁，它们身上都多了奇异的光辉。

小说中还不厌其烦地写到了早年村镇的命运、隐喻一样的大泥坑子。大泥坑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干扰了生活的轨迹，大家想出了不少办法来应对，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提议将它填平。它是那时乡村生活的舞台，上演过太多的人世悲喜剧。它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变成池塘或者有了泥泞，而是顶部已然风干特别是有了车辙印的时候。萧红此处的笔墨与沉思，让人倏然记起杜荀鹤的《泾溪》：“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两者都写尽了深刻的现实哲理与精妙的人生辩证。

萧红的《呼兰河传》，像鲁迅一样写出了文学史上一流的“后花园”。她用雕刻刀和绣花针般的笔触牢记一草一木，借重诗意的传达，让一座物质性的后花园成为不再受时空干预的精神圣殿，两端随意延伸无来处亦无去处，以情感的流动串联时光的更迭和世事的变幻。萧红写的“扎彩铺”更是“天下一绝”，扎出来的纸人儿，胸前都挂着他们的名字——车夫叫“长鞭”，马童叫“快腿”，管账先生叫“妙算”，浇花使女叫“花姐”……马也是有名字的，叫“千里驹”。无需分毫的增减，萧红的“扎彩铺”就是一处尽善尽美的电影场景。凭借她力透纸背的文字，完全可以重建一座完备的、真正的“扎彩铺”。

萧红在小说的“尾声”里说：“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萧红离家不离乡，一生历尽劫波，《呼兰河传》却仍能笑出声来，作品中有一种高贵的幽默。作家年仅三十岁，却让文字多了慈爱的眼神。把自己遭过的罪、受过的苦进行过滤和取舍，萧红最大限度地敛合了个人的伤痛，为家乡写传，一路奔走呼号救国救民。与文学史上的众多经典相比，《呼兰河传》绝不缺少思想的穿透力和书写的一切硬度。呼兰河的女儿肉身已无法还乡，她的《呼兰河传》却以精神坐标的姿态，在故乡深扎根须，并且越来越枝繁叶茂，长成一种令人仰视的美学高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超然

来源： 人民日报客户端